按照对法家的贡献来讲，应该是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但是论才学应该是韩非更高。
在《韩非子》一书中，寓言故事非常丰富，达340多个，风格幽默，语言浅近而意蕴深刻，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展示 ，这也是韩非寓言的一大成就。
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韩非忧国忧民，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但都不被采用。于是他发奋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说难》 《五蠹》《内外储》《说林》 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文中，他比较了各国变法的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
反之李斯的才学更多的是用在了权谋之上，焚书坑儒也是在李斯的推动之下进行的，对于国家而言，是一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事情，但是对于文学历史而言，是一场毁灭性的行动。
扩展资料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了。
韩非和李斯谁的才学更高？
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以下单列篇名），原文较长，兹概述其意。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诛在先秦，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认为，诛韩非，就是把韩非杀了。）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
李斯和韩非子师从儒家，为什么最后却成为法家的代表人？
按照对法家的贡献来讲，应该是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更大，但是论才学应该是韩非更高。
在《韩非子》一书中，寓言故事非常丰富，达340多个，风格幽默，语言浅近而意蕴深刻，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众生相的展示 ，这也是韩非寓言的一大成就。
在群雄争霸、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韩非忧国忧民，曾多次上书韩王请求变法图强，但都不被采用。于是他发奋著书立说，写出了《孤愤》《说难》 《五蠹》《内外储》《说林》 等几十万字的文章。文中，他比较了各国变法的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
反之李斯的才学更多的是用在了权谋之上，焚书坑儒也是在李斯的推动之下进行的，对于国家而言，是一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的事情，但是对于文学历史而言，是一场毁灭性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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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
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了。
韩非子和李斯在秦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百家齐鸣。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思想影响最大。儒家与法家泾渭分明，儒家强调仁政，而法家强调法治，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针锋相对。
然而，翻阅历史，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大佬李斯和韩非子竟然都是儒家思想代表荀子的学生。那么，就奇怪了：为何师从儒家大佬荀子的韩非子和李斯，没有成为儒家大佬，反而最后却成了法家大佬呢？
这一切的根源要从韩非子的老师荀子说起，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最后的代表人物。现实的残酷，曾经给孔子和孟子等一些人好好地上了一课。儒家的思想到了荀子的时候，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荀子“性恶”论的提出。儒家的孟子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他们天真的认为主要用仁政，就可以感化世人，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事实证明人性是靠不住的，不符合现实。于是乎，荀子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为此，荀子“离经叛道”，提出了礼法并举、王霸统一，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认为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荀子的此观点的提出，开创了儒法合流的先河。
韩非子和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老师荀子这种礼法并举的思想的影响。但是荀子还只是一个理论家，而韩非子和李斯二人可是要出仕做官的，在战国的那个乱世，七国的国君们要的是法治，要的是像商鞅一样，能够让秦国富强的人，而荀子的礼法并举，是个鸡肋。于是乎，韩非子和荀子完全抛弃了荀子的礼制，在各国推销实用的法治。最后，韩非子和李斯华丽转身，用实践向世人证明他们自己是法家代表。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以及可操作性，看起来与法家的思想越来越接近。而荀子的韩非子和李斯在老师荀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了法家集大成者。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更加鸡贼，他们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笑里藏刀，谁不老实，就打到服为止。
为什么说李斯其实是输给了韩非子？
韩非，战国后期重要的思想家，先秦“法”、“木”、“势”学说的集大成者，其学说以政治哲学最为突出，他鼓吹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对以后2000多年的中国政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前323年，韩非死于秦国。有关他的死因，从西汉起就有不同的说法，至今学术界仍无定论。 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有些口吃，不善讲话，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认不如他。韩非曾上书韩王实行变法。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只得退而著书立说，以阐明其思想。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大为钦佩，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秦王，这是他同学韩非所作，于是秦王下令攻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没有任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面前说韩非坏话，韩非因而被关进监狱。不久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就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在西汉刘向编写的《战国策》中，却有另一种说法。《秦策第五·四国为一特以攻秦》中讲：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名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制止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信任姚贾而杀了韩非，从这里看，韩非似又是咎由自取，妒忌别人而终害自己。 目前，学术界对韩非的死因，持《史记》说的居多，但也有不同看法的，大致归纳为下列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韩非之死固然与李斯、姚贾有关，但关键因素则在于秦王的多疑。《史记》和《战国策》的记载实际不矛盾，前者讲政治原因，后者谈个人原因，决定者则是秦王。秦王为人“少思而虎狼心，”他对韩非学说的倾倒，并不能消除他对韩非的不信任。他需要的是能实现他统治野心的工具，不能充当这种工具的人，不论学问多好，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囚禁韩非出自他的本意，杀其人而用其学说，正符合这个统治者的性格。 另一种意见则以为：韩非的死因与当时秦韩两国政治斗争有关，并非李斯的嫉妒陷害。战国后期，势力强盛，秦欲扩张，韩首当其冲，对此“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韩国的“弱秦”计划，开始是派水工郑国到秦游说。抓住秦王好大喜功这一点，以兴修水利来消耗秦之国力，但此事不久即败露，且修建的“郑国渠”不仅没有“弱秦”，反而使秦更趋富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韩非亲自出马使秦以“存韩”，企图把秦军引向赵国并破坏姚贾的出使，李斯作为秦臣与韩非展开斗争，谈不上什么嫉妒。如果李斯是嫉妒，他又何必在秦王面前举荐韩非，而且韩非死后，李斯还是多次提及“韩非子言”。嫉妒之说是司马迁的个人偏见所致。 更有人认为：人们总把韩非视为爱国者，为“存韩”而死，实际上并不然。韩非和李斯都是战国时代的纵横游说之士，换言之就是政客。韩非到泰国去是与李斯争权夺利，要说嫉妒之心两人皆有，两人钩心斗角的结局则是李胜韩败罢了。
韩非的死与李斯有何关系？韩非真的是病死的吗？
两个原因：
1、李斯自己的立身之本秉承的是一种“老鼠哲学”，格局就差韩非子太远；
2、秦始皇得韩非子之书，作为秦始皇的秘书，赵高一定研究了《韩非子》，而《韩非子》是一部教帝王驭下躲坑的书，只要反过来用，就能让帝王一则失聪于臣下（赵高自己），一则入坑（害李斯等有才能的人）。
对李斯我曾一度疑惑:秦始皇很看中他，他也确实有才，统一六国再是大势所趋也并非是件容易事，可见其谋略不会多差，怎么越到后来行事就越发离谱，最终把自己赔进去还死得那么惨。
再翻开《史记李斯列传》的时候答案自己就呈现了:李斯的谋略皆为谋私，哪怕是一统六国的谋划也只是谋私的副产品。
以“谋私”二字贯穿李斯的人生始终，便能打消对太史公记载不实的顾虑，其最终的惨状只是自作自受。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这是列传的第一段，以李斯的才能幼年定然有不俗的表现，但太史公对此惜墨如金，连一笔都没下，直接就说他当小官时的状态，钻营机巧，自己竟发展出一套“老鼠哲学”，对他的态度异常鲜明。
什么是“老鼠哲学”？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有恃无恐”，茅坑里的老鼠没有依靠，而粮仓里的老鼠有，所以茅坑里的老鼠见了人犬就跑，而粮仓里的老鼠因为“缺乏运动”养得又大又肥——李斯的潜意识认同老鼠的这种状态。
这就是“立身”的问题。市井无赖倒也罢了，因为本事不大的原因，立身不正摔些跟头倒也无所谓，并不致命——爬得越低，摔得越轻。
但李斯就不一样了，虽然当时很穷，却是拜在了大儒荀子的门下，而且学的那可是帝王术。于是在“老鼠哲学”出炉后，他毅然辞别了荀子：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这是穷怕了，帝王之术竟然服务于“老鼠哲学”，所以荀子也并没有留他，任由他“斯将西说秦王矣”。
到了秦国，李斯先是投到吕不韦门下。吕不韦本人就很有抱负，所以也就很欣赏有抱负的李斯，找到机会把他推荐给了秦始皇。李斯的“一统天下”外加给秦始皇戴高帽的“组合产品”一下就让二人凝聚在一起。李斯献计收效颇丰，后拜为客卿。
好景不长，随着韩国人郑国来“行间”被秦国暗中识破，因任用外客而失势的秦国宗亲一下活跃起来。他们借势逼着秦始皇下了“逐客令”，李斯捎带着也跟着被连累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斗志”，立即上书秦始皇言明利害，洋洋洒洒一篇雄文终致“逐客令”被废，同时，宗室从此被他彻底得罪，以后的关键时刻也没人替他说话了。
李斯辅佐秦始皇的二十余年间，吞并六国，最终互相成就了夙愿。
然虽然天下归一人们的观念却没有归一，功臣们渴望分封，要去做自己的一方霸王。始皇三十四年，咸阳宫大宴，博士仆射周青臣等称颂秦始皇威德，齐人淳于越接着话茬就把这个想法摊开说了。但秦始皇没有答应也没有反对，而是把这个事推给了丞相李斯，李斯果然又义正言辞地上书，把这个议题结结实实顶了回去。至此，功臣也被他得罪完了。
李斯之所以敢这么做底子就在“老鼠哲学”的有恃无恐，一次替秦始皇得罪宗室，一次替秦始皇得罪功勋都是在向秦始皇耍表现。其实李斯是害怕的，所以他只能一次比一次下更大的赌注来暂时打压下去内心的惶恐，而随着赌局越来越大李斯终于来到崩盘的岔路口——秦始皇去世了。
始皇的遗诏明显是让扶苏接班的，这封信被赵高先看到了，赵高知道一旦扶苏继位自己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于是他决意矫召。先从说服胡亥开始，从胡亥的第一反应看他倒也不是天生的坏蛋，没办法，世事弄人啊。下一个要说服的就是李斯了，赵高上来就给李斯摆出了“五不如蒙恬”，李斯长吁短叹。
道义上的内疚让他不愿那么做——他此生最大的依靠就是秦始皇，而现在却要在秦始皇身后第一时间不但不遵从反而要违背其遗愿，这个弯很难转；
内心最深处的驱动力“老鼠哲学”是要趋利避害的，其希望摆脱贫困的出仕出发点就是以此而来。扶苏对秦始皇的政策颇有微词，一旦扶苏上位，自己轻则弃用，重则宗室和功勋们会怂恿着找个由头来问罪，如今的局面不按赵高的意思做，几十年的努力一朝化为乌有。
李斯的矛盾两面都是真实的，如果我们不以自己的私意来看待的话就不难发现最终支配李斯抉择的就是“老鼠哲学”的源动力，抛开道德谴责的那些障眼法，“即因即果”就这么清晰了起来。
李斯终究还是踏出了令自己万劫不复的一步，踏上这一步的李斯嚎啕大哭，然上了赵高的船方向也就由不得自己。赵高必然是韩非子的铁粉，秦始皇得韩非子之书作为秘书赵高是看得到的，一招招坑李斯的路数从哪来？从《韩非子》。
《韩非子南面》有云：
“人主有诱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资，以事诬主。主诱而不察，因而多之，则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谓之诱，诱于事者困于患。共进言少，其退费多，虽有功，其进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必赏，则群臣莫敢饰言以愍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复于后，复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谓之任下。”
这里大致意思是说：君王要避免自己所知少以及言路闭塞。君主若是知道的少，事事就只能问这个管事的，因为自己也没个参照只能听到他说的，那他说什么就只能信什么，而欲向君王进言者也只能看这个管事的脸色。
再看赵高是怎么做的：
初，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曰：“天子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且陛下富于春秋，未必尽通诸事，今坐朝廷，谴举有不当者，则见短于大臣，非所以示神明于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来有以揆之。如此则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称圣主矣。”二世用其计，乃不坐朝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
这是第一步，先把秦二世跟大臣们彻底隔离开；
第二步，就是给李斯下套了，还是《韩非子南面》：
人臣为主设事而恐其非也，则先出说设言曰："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议事。二势者用，则忠臣不听而誉臣独任。如是者谓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
赵高先是趁着秦二世玩得兴致高的时候带着李斯去上奏扫兴的事，二世怒，赵高看准机会说：
“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
李斯根本就见不到秦二世的面，赵高先入为主，所谓“议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听群臣”，这是内外兼坑，二世要治李斯的罪，有心为之，李斯的命运也就那样了。而他有没有害过别人呢？
构陷韩非子并致死，再一次露出了“老鼠哲学”的底色——韩非子之才在李斯之上，若韩非子被秦始皇重用则自己无所依靠。为了保住荣华富贵就把同窗置于死地，而人家并无心于此。
韩非子之所以出使秦国所心系者乃是韩国，并非如李斯一般只为个人计较，然若非韩非子之术，李斯也不见得会栽在赵高手里。赵高坑人的一套套全部是因循《韩非子》中警示君主对臣下防范的紧要处。
李斯没有真正向韩非子学习，他怕在内心深处向自己证明了自己真的不如韩非子，而如果他真的认同韩非子的学说，而不仅仅只是忌惮韩非子的才华和盛名的话，那就应该学习他，而不是构陷甚至杀害他。真研习了韩非子之“术”，对于赵高的布局会看不出端倪？
欲过“己不如人”这一关，不易。
若能承认人胜于己，彼时相位让于蒙恬便是，以扶苏之仁厚李斯自己的姿态再放高些定然可保无虞，又何来“具五刑，夷三族”之祸。
《太上感应篇》有云：“福祸无门，惟人自召。”
你是什么，便吸引什么。
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个思想流派开始大放异彩，韩非子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也有自己的思想主张，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也留下了很多传世之作。不过韩非的去世却成了一个谜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有人觉得韩非的去世是因为李斯嫉妒他的才华，害怕秦始皇会赏识韩非子，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所以才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扳倒了韩非子。
据说韩非子是韩国人，所以那个时候心里面也会偏向于韩国，但是李斯这个时候最小灭掉的一个国家就是韩国，所以就只能够借刀杀人。李斯于是就向秦始皇说，想要统一六国必须要先打败韩国。韩非在听到之后就非常生气想要，保住自己的国家，就想让秦始皇先去攻打别的国家，李斯知道韩非子是善于辩解的，怕秦始皇相信韩非的计谋，所以就故意先去搬弄是非，说了很多对韩国不利的事情。秦始皇听了之后，觉得李斯说的话非常有道理，就把韩非子抓起来了，韩非子于是死于非命。
但是其实韩非子真正的死因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李斯比较嫉妒韩非子的才华，所以将韩非子给猝死了。因为当时其实我还看到了韩非子的著作，觉得韩非子非常有才，正好秦国在攻打韩国的时候，韩非子要去出使秦国。秦始皇在看到韩非子之后就非常高兴，还给了很多奖赏，这让李四看到之后非常嫉妒，害怕韩非子会取代自己的位置，于是就勾结一些大臣说韩非子的坏话。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说法，都是有人不赞同的。唯一不能否认的就是韩非子确实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所以韩非子的去世才会让人觉得非常惋惜，而且还招人暗算，所以才会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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